现代性与后人文主义主体｜导论｜下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译文选自Michael Hays截稿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著作——现代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建筑。书的前半部分涉及汉斯·梅耶，尽管是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但他在包豪斯星丛中却是一位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识压制的重要人物。书的后半部分写到的希贝尔塞默也曾经在包豪斯执教过，不过他最闻名于世的是他理性城市规划的基进方案，以及与密斯·凡·德·罗的往来。不管怎样，这两位都是现代主义建筑史上容易被忽视被简化的建筑师。而在这项研究计划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正如我们可以从这篇全书的导论中看到的那样，其实所谓的“后人文主义”之意并不完全在“建筑”，更在于借助着梳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筑实践的变迁，如何将相继而起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展开一种充分而有复杂的融合。在导论中的开篇返回到了人文主义之发端，并区分了现代主义文化姿态中的两面性，其一是某种延续与扩展，其二是某种对主流的叛离。作者进一步地指出这种叛离不仅在其他的艺术甚或是思想领域非常明显，而且在建筑中同样也可以考察到类似的知觉转向。在下半篇中，作者更是明确的提出了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用来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把吉迪翁从主体知觉范畴的角度构造了问题式，以及相应的阐释体系，当作现代主义现有观点的范例，并将其历史化，试图以现代建筑的内在结构揭示出主体意识形态的矛盾之所在。从介入再现和符号建构机制可以成为美学生产的动力这一立场出发，作者分析了几种不同的主体建构，既包含吉迪翁所推崇的时空综合和机械化的形式，更对这一主体之于客体的人文主义特权进行了批判性地逆转。以此再反观此前被归结到“客观主义”的名下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作品，在这样的解释计划中成为了更具潜力的对象。批判性的美学实践的工具化，以及辨认出蕴含在新近被物化的物质中的转化潜能（梅耶），或是在美学实践中, 不情不愿地对后人文主义的失范和错乱的首肯（希贝尔塞默），主体构想建筑的再现，终将反噬自身。在其结论的章节中更多地展望了写作当年建筑界仍在持续发生的一些现象，理论性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借助该项研究计划“创建一些可能用来进行类似讨论的术语”。因此本文也可以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建筑的诸多后学交织在一起参照阅读，例如艾森曼的后功能主义，韦德勒的后历史，乃至后现代-批判的现代主义等等。

现代性与后人文主义主体｜导论｜下｜1992

本文6000字以内｜接上期

人们通常会以两大特性去界定什么是现代建筑。其一是功能主义，它追求实效地将客观地设计方法论与标准的生产方式凑在一起。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新客观主义被看作是这种功能主义的典范。其二是先锋性，它以或这或那的形式，包含着自我指涉和自我批判概念的实践，想要与先进的技术相结合。由于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方案和写作与诸如赫尔曼·穆特修斯或海因里希·特森诺等等德意志制造联盟成员的更为“因循陈规”和“再现性”的客观主义针锋相对，因此不无矛盾的他们又被归为先锋。功能主义和先锋派这两个概念勾勒出了现代建筑中底子里的界限，由此而来，人们对它有了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推断。而我对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所做的分析，以及我提出后人文主义主体这一假设，就是要质疑既将功能主义的又将有目的的形式主义的这两种阐释概念看作是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我在坚持主体与接受范畴的同时，也坚持客体与生产范畴，强调后人文主义建筑所固有的以各种形式显现的模糊性与矛盾性，旨在表明在它自我宣告的前行之路上，所给出的进一步的推动及其内部的抵抗。

近来的先锋派理论家的研究希望能够从艺术与生活或者艺术与工业的整合作为出发点加以论述[13]。而我试图从梅耶和希贝尔塞默在他们的写作与方案中，找出或多或少明晰而详尽阐述过的观念，由此以一种更为特定也更为复杂的方式，直接形成这种整合。事实上，能够将本次研究的两个建筑师联系在一起的是“Aufhebung” 或“扬弃”的实践，分别通过对传统建筑观念的否定（梅耶）以及根本性的重构（希贝尔塞默），将艺术和社会实践进行重整。两位建筑师对于集体、大众文化和大众产业领域中主体之地位的不同立场，又可以将他们区分开来。对于梅耶来说，现代性本身连带所有随之而来的异化结果，提供了某些观念的网格和范畴，而现代艺术与建筑必须把它们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元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指向一种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反之，对于希贝尔塞默来说，建筑的再现是由主体构想的，然而恰恰正是这样的力量终将反噬其自身。

我的研究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延续了希格弗莱德·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开创的线索。他是从主体知觉范畴的角度构造了自己的问题式的。吉迪翁试图用创造与感知的升华模型来调和统一主体所受掉的威胁，不断为综合性主体的理想型式争取一种权力，但是在他那里，这种权力仍凌驾于物质决定性的分裂因素之上。尽管如此，把吉迪翁的阐释当作现代主义现有观点的范例，对我们而言不无裨益，由此入手，可以让我们考察并重新阐释其中的某些洞见。

吉迪翁将现代主义的主体性特征详述为一种特殊的、延伸的人文主义。在现代性的多重分裂、侵蚀的影响下，个体意识作为单子的、自律的行为中心，依然能够保持稳定。这是一种不懈的信念。放到当前的语境中，重要的并不是去非难吉迪翁对中心化主体的建构，而是如何从现代建筑话语中去理解这一建构的历史形成。吉迪翁的中心化主体是一个观念的海市蜃楼，我的确这样认为，但我想说并不止于此：这种中心化主体的引入，扮演了某种意识形态功能，而它本身也受到了历史因果的影响。或许正可以从吉迪翁所赞赏的那种现代时空共时性与机械化的形式逻辑中去探求另一种后人文主义的主体观。这种主体观以其内在的矛盾性与非统一性，着实挑战了吉迪翁的观念，一个同质、连续整体的自我。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Tafuri）曾经把二十世纪现代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诸如尼古拉·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布鲁诺·塞维（Bruno Zevi）、雷纳·班汉姆（ReynerBanham）以及吉迪翁等人的著作中所显现的这种特定方式，统称为“实操性批评”，他们似乎都迫使历史变成了实际设计实践的指南。

实操性批评通常是指对建筑（或广义上的艺术）的某种分析，它自有计划好了的目的，用明确的诗性倾向代替抽象的考察，并在其分析的结构中已经预期了这种倾向，它源自那些编排好的歪曲并最终定型的历史分析。[14]

吉迪翁的“构成性事实”概念很能说明他是如何对于过去的符码加以选择与变形的。

构成性的事实是这样一种趋势，那些即使被压抑的事物必然会再次出现。一旦它们再次出现，就会让我们意识到，它们合在一起正在产生“新的传统”。比如说建筑中的构成性事实是墙的起伏，是自然与人类居所的并置，是开敞的底层平面。而十九世纪的构成性事实是建造上新的潜能，是工业批量化生产的应用，是社会机制上的变化。[15]

这里所提出的阐释体系似乎意味着，某一时期的特定形式可以根据另外一种形式的总体历史的范式被重新书写，它以视觉同形的逻辑，被当作是由前者决定的文本或原型，并且认为这就是它本质上的意义。然而，在构成性形式这种萦回的模型之下，吉迪翁又进一步地坚持对现代形式做了某种分期，它由一个关于共时性和时空的独特空间概念所支撑，即他的第三空间的概念[16]，其中包含了多元的文化生产维度，诸如立体主义绘画、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诗歌（1911）、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1905），以及后来对于这一概念的现实化，比如埃杰顿（Edgerton）的频闪摄影，还有吉迪翁奉为标准的建筑生产[17]。因此，与他的实操性批评和总体形式论一道，吉迪翁的分期实践似乎可以由阿尔都塞所说的“表现因果律”[18]模型所涵盖，它是实体与事件的无缝组织，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的世界观、时代风格或统一的内在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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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详见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

14. 塔夫里，《建筑的历史与理论》，141

15. 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I，历史是生活的一部分。

16. 第三种空间这个概念始于本世纪初，由于光学革命废除了透视法中的单一视点，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建筑与城市现场的概念。人们能够再次体会到独立的建筑物的空间所散发出来的特质……就像它初期那样，建筑又向雕塑靠拢，反之，雕塑也向建筑靠拢。于此同时，第二种空间概念中最为关切的事务，也就是镂空的内部空间，得以持续下来，尽管这种持续是以一种极为不一般的方式趋回应原本的（第二空间）拱顶结构的问题。其中，已经引入了新的元素：迄今为止还尚未认识到的内外空间的贯穿，以及楼面不同高度层级之间的贯穿等等，这主要是由汽车带来的影响。这也迫使运动成为了建筑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所有的这些，形成了当前的空间概念，并成为传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详见，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序

17. 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434-436

18. 这一模式假定他（黑格尔）所谈到的整体，可以化约为其内在的原则，因此，整体的各个要素仅仅是这一内在本质的现象的表现形式。由于本质的内在法则存在于整体的在每一个点上，人们在每一个时刻都有可以写出直接的相对应的等式，某种元素（……）等于整体的内在本质。这里，就有了一个是我们能够思考整体对它的每一个要素起作用的模式。但是如果这一有关内在本质-外在现象的范畴，可以适用于每个地方以及每个时点，用在上述整体种的每一个现象，那么它要某种整体的特性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精神性的整体的这种特性为前提，在这种精神整体中，每一个要素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都是整个整体的表现。详见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中“资本论的对象”第九节，马克思巨大的理论革命。

尽管吉迪翁的观点现如今通常被理解为幼稚的历史主义或刻板的形式主义，但是我认为他的阐释实践至少还具有两方面的效用。首先，由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吉迪翁的理论与那些从已形成的特定学科机制中产生的情境相关（他认为建筑学科有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其次，它确凿地在其主题上，以其认识论和史学观遭遇到了某种困境，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唯物主义批评内在的困境：如何在社会现象、建筑作品的形式特性以及后者组织起来的心理经济之间进行调和的困境；或者换一种术语来说，就是如何看待主体介入的问题。在吉迪翁的历史论述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个体的创造力与学科的传统之间、无意识与意识之间、个人的或者不可知的与普遍的以及可理解者之间，这些标准的对立项，都在一个关于历史语境和心理处境的新观念中得到重置。在这种新观念中，视觉形式所提供的绝对明晰性，能够将个体主体再次置于社会性当下的中心。

我们现在可以再细想一下吉迪翁的视觉观念和他的“光学革命”的重要性。他的“永恒当下”的概念，是构成性事实的客体使命的主体结果。他的主要观点如下：（1）建筑领域的现代运动试图弥合十九世纪以来文化和人类心灵中的一个裂隙；（2）那个裂隙包含了一种分裂，用主体或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思想与感觉之间的分裂，而用客体或建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形式与结构、表达与建造、艺术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分裂；并且（3）这一裂隙的弥合要求对一种新的构成性事实作出详尽阐述。这种阐述将会是关联起人类经验、空间和知识的方法，也会是获得知识与感觉之间必要的一体化的方法。

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思想和感受是分离的。这种分裂产生了内在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缺乏内在均衡的个体，也就是有分裂的人格。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并不是把分裂人格当作精神病态来看；我们关注的是从我们这一时期正常人格的结构中发现的内在的不和谐。……但是在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些瓦解性的力量背后，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走向统一的趋势。[19]

吉迪翁所谓的现代主义处境的特征，按照我们的术语可以称为理性化和物化，这与某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描述相去并不甚远，比如乔治·西美尔、马克斯·韦伯和乔治·卢卡奇。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化机制，曾经是社会关系统一的、真实的、具体的形式，却早被市场关系的侵蚀作用所消解，化成了碎片零件，并且被资本主义过程中其典型的追求更高效率的趋势所重构，而这一趋势基于的是手段与目的的工具辨证法。当这一过程完成了它对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并且分别划定了它们各自的地盘，新的功能等级通过它们的工具化使用而产生了，并且量化的、理性化的思想模式过度发展，而更古老的功能，比如吉迪翁的“感觉”，则被归到心理边缘带[20]括除出去了。但与此同时，对于吉迪翁来说，老旧的心理学和美学统一性在如今的孤立碎片，似乎还是需要一定的自身连贯性和自律性，以某种方式弥补理性化和物化所带来的非人性的“裂隙”，并修复这一新过程带来的其他无法忍受的影响[21]。因此，回到吉迪翁他的重要案例，当视觉成为独立于触觉的一种接收方式（当光学功能与触知功能从“触觉”接收的统一中被分离开来），它产生了自己的新客体，这些客体虽然仍旧是碎片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的产品，并阻碍了通过“感觉”的一种更具整体性、神秘感的深度模型所获得的世界经验，比如对于宗教图式的经验，或者对于“自然”环境的经验，但同时这些客体也可以被重新配置并表现为，一种在美学层面上对日常生活的具体世界中深刻矛盾处境可能的解决方式，而它们最初正产生于其中。一些个人创造和文化表现，比如毕加索、勒·柯布西耶等人的艺术作品，它们包含了某些“抽象”，比如单色或纯色，平面化和多层次的空间，以及“碎片化的”、非透视的视角，如果人们能够足够详尽地重构它们的语境的话，那么它们应当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特定处境的反应，并且保持着对真实的历史姿态的可解读的能力。因此，用吉迪翁的话说，立体主义“从几个不同视角对于客体的表现”，“将自然形式的表面打破为有棱角的块面”，“色彩的极端匮乏”、“那些前进、后退的飞机……相互交叠着，盘旋着，通常是透明的，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现实的位置”，“完全平面化，因此内部和外部可以同时被看到”，“等同于心理反应” [22]。这一被增强的、自律的时空视觉语言的任务，肩负着去应对那些新近被物化的视觉感官的乌托邦使命，可以被理解成，至少是象征性地，替这个世界去修复已然缺失的心理满足与整合之经验。

吉迪翁的阐释体系所围绕的重点，是如何去实现视觉愿景，它被当作是我们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那种推动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吉迪翁对于时空的视觉逻辑的“发现”，针对的是不断加强的碎片化、共时性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的抽象化。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他对于中心化主体的反复主张，对在个体层面“永恒当下”类似物的反复主张，是一个真诚的历史实践的意识形态的举动。主体已经被社会和技术发展的逻辑从客体分离了，吉迪翁现在必须以这种方式重构客体，让它能够承担主体之所在，正如他提到的：“lo spettatore nel centra del quadro.”（在绘画中心的观察者）[23]。而这就是塔夫里嗤之以鼻的“实操性”，这种将批评与设计直接联系在一起，来得也太容易了。边观察边阐释的主体一定要放置在客体的框架之内，“而不是孤立在客体之外。就像现代科学一样，现代艺术也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情况——去观察某物就是去对它进行操作，并改变它。”吉迪翁将批评性阐释的过程转化为某种对历史情境本身的假定的或想象性的修复，这种重构与他的视觉化理解是一致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客体，对它的阐释早已开始，但永远也无法完成。就像吉迪翁所说的那样：“人和他的环境之间、内部与外部实在之间，不会有任何静止的平衡。我们无法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证明行动与反应在这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可能像从原子中抓住原子核那样，有形地去把握这些过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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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13-14

20. 我从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借用了这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描述方式。

21.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63ff

22. 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437-438

23. 吉迪翁引用的意大利文出自未来主义的第一版宣言

24. 吉迪翁，《空间、时间与建筑》，13-14

吉迪翁试图描绘内部与外部实在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机械化对于他所构想的不变人性的影响，以及它对于个体心灵的稳定性的影响，并给出和解的新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阐释方法恰恰可以被重新理解成中介的概念。弗里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是如此定义中介的，它是：

（社会实践的）不同层级或实例之间的关系，以及将某一层级的分析与发现应用到另一层级的可能性。中介是一个经典的辩证法术语，用以表述某种关系的建立，比如说，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与它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或者政治状况的内部动力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中介的概念在传统上一直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采用的方式，用以构成它们打破（资产阶级）学科专业化分隔的使命，并将似乎完全无关的一般社会生活现象关联起来。如果需要对中介展开一种更为现代的描述的话，那么我们会将这种运作理解为一个相互解码转换的过程：一系列术语的发明，对特定符码或语言的策略性选择，旨在可以用同一种术语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客体类型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有巨大差异的结构层级进行分析和阐述。因此，中介是分析者所用的道具，凭此，社会生活的碎片化或自律化……至少在特定的分析中得到了局部的克服。[25]

但是在内部与外部实在之间、感知范畴与生产方式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见的领域中，有些事物仍然阻碍着吉迪翁关于现代建筑的具体理论。由于正处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即物化正在渗透进个人经验的核心，没有留下任何作为它相对概念的非异化实在的残余，吉迪翁的理论，作为对物化的抗议和抵抗，以某一历史时刻下的观念的永恒形式出现，完完全全的当下，在其中，个体主体将会以某种方式充分意识到现代性外在的结构性条件对他或她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某种程度上，又能够在建筑形式的视觉经验中重新整合并消解这些决定性。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再到近期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我们已经一再地看到，这种消解，这种内在性，是一种神话，是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但是，不愿放弃内在消解的可能性，不仅仅意味着吉迪翁没能够成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的美学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与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现代主义中出现的后个体、后人文主义逆转恰恰相反。这是他在现代建筑中并没有考虑过的方面，而他的美学意识形态也必须从这一方面去考量。在实践中，这种建筑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资产阶级在其全盛时期的那种自律的个体主义。它承担起激进而痛苦地将主体意识去中心化的任务，它遭遇到了在人文主义视野之外，必然会感受到的一种决定性，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期待一种在资产阶级中心主义衰败之后兴起的集体过程，去建构主体之所在。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会分析几种不同的主体建构，它们包含了吉迪翁所推崇的时空综合和机械化的形式，但我还将对吉迪翁的主体之于客体的人文主义特权进行批判性地逆转。针对吉迪翁的观念，即现代建筑客体为整体的心理自我提供了视觉象征，我想要指出几种现代建筑客体，它们使自律视像和中心化自我的认知地位陷入危机，对于那个自我来说，那种视像是一个隐喻，我还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处于个体美学技艺之外的外在过程。我们将会看到，为了取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统一、中心化的主体，一些现代主义实践描绘了物化在这种主体的实际经验中的影响，将那些决定了美学再现的，社会和技术转变的影响纳入他们的工作结构，并挖掘在工业资本主义下，与人文主义的形式化意识形态相对的主体现实，人们对它的感受是越来越明显了。这些工作从以下的立场出发，对再现和符号建构机制的介入，可以成为美学生产的动力，却走向了几个不同的方向：批判性的美学实践的工具化，以及辨认出蕴含在新近被物化的物质中的转化潜能（梅耶），或是在美学实践中, 不情不愿地对后人文主义的失范和错乱的首肯（希贝尔塞默），而所有这些都被归结到“客观主义”的名义。由此，现代建筑以它的内在结构，戏剧化地揭示出了潜在于吉迪翁写作中的主体意识形态的至关重要的矛盾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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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39-40

Hannes MEYER｜1889年11月18日-1954年7月19日

汉斯·梅耶的苏维埃宫方案

文｜Michael Hays    

译｜姜山 

校订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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